这是研究人员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将近2000万篇媒体稿件中识别出来的。
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励发力。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
但在中国,除了宗族血缘网络内的互助救济外,其他民间救济有限,政府福利也缺,因此收入差距更容易变成消费差距,进而更容易激发社会动荡。从西欧到日本等国家,财富差距从一战开始下降,这一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冷战结束时期,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60多年的持续改善,资本收益占比下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集中度都在降低。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的财富就会很有限,因为世界的土地量是给定的、有限的。从国与国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促进人类进步。即便是穷人,其绝对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世界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吗 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一个永恒话题。通过地区开发银行的发展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本土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促进资本在亚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有效配置。
我们参与国际分工所积累的国民财富也大都以美元储备资产的形式持有。第二,黄金非货币化后大宗商品的计价有助于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价值效应与网络效应的扩张。尽管人民币国际化仍然会替换美元在亚洲的流通,但是这种替换应该是有序和可控的。美元投放越多,石油涨价越甚,石油进口国对美元的需求也就越大。
这也是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动员全球储蓄,筹集廉价资金,并通过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全球有效配置以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金融危机发生后,众多国际经济学家探讨了金融危机成因,认为危机与全球经济不平衡相关。
出于套利或套汇等动机的纯金融交易已占97%以上。这使中国对亚洲中间产品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保持贸易逆差,并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帮助这些国家也包括自己积累起大规模美元储备。通过政治改革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国际学者在分析货币国际化程度时用得较多的指标或替代变量是此种货币在全球可识别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
亚洲则需要大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消费以及为本地区消费服务的投资与生产。具体要求是: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推进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中国参与其中的加工组装位置使得在中国境内创造的GDP或增加值必定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实现。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持续买入美元的操作使中国在很多年份基础货币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以美元为十足储备。
四、可兼顾的全球目标:形成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增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中国GDP占全球比例将从2011的17%上升到2030和2060年的28%,美国同期则从23%下降到18%和16%。
因此,中国做大做强香港、新加坡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上海在岸型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可以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再平衡做出重大贡献。因此,目标的设定是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的核心,它将直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和路径。
中国已是全球数一数二的GDP大国,货币政策仍缺乏自主性,情何以堪? 由此可见,我国央行处境困难并有点尴尬。OECD(2012)对未来50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报告指出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长期趋势。实际上国际储备货币的提供,并不需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来实现。国际储备货币之间具有一定竞争性,从而有助于发行国遵守相应的货币纪律。缺点是多种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造成内生的不稳定性。这会引发不稳定的美国国债抛售,并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度上升,后者给美国财政造成重大冲击,并有可能通过正反馈机制触发美元危机。
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提高自身和整体经济的杠杆率,制造泡沫并获得高回报,而将泡沫破灭的风险转嫁给各国财政。第三种观点是韩裔美国学者Hyun Song Shin(2011)提出的银行过剩论,认为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的过度膨胀与欧洲银行的过度参与有关。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战略目标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指标的差异 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货币国际化的指标是要严格区分的。那么,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可以从竞争走向互补与协同。
苹果iPod播放器售价299美元,每台利润163美元,大都进入美国公司和工人的腰包。对人口老龄化的富裕国家而言,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实现财富的增值变得更为重要。
因为中国几乎不可能将美元储备资产全面脱手,我们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活动也不可能完全不使用美元。另外,2013年外汇年交易额达1400万亿美元,出于真实贸易需求的不到1%。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缺乏长期信用基础或健全的本土资本市场所形成的一个原罪,即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中只能积累美元而不是本币的债务或资产,无法规避货币与期限错配,常常在国际汇率波动和投机冲击下爆发危机。跨境可流动的资本、技术与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导致制成品等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在全球的布局与最终需求脱钩。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目标应该是亚洲区域货币,强化其区域特征及其与美元的互补性。图1显示,与1985-1995年贬值期美元储备份额曾下降至45%的情况相比,本世纪美元贬值期间,其外汇储备份额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类似美元殖民地的地位。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
这种态势需要及时扼制并逆转,否则这家全球银行将会面临挤兑。它通过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安全性良好、流动性充分但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吸收(相当于银行存款的)低成本资金,并通过本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进行全球范围(相当于银行资产业务的)更有效的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获取更高收益。
从英镑和美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主权货币在崛起过程中都是靠资本项下输出而不是贸易项下的逆差实现的。这就形成了美元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成为美元霸权的一大支柱。与理想的全球银行功能相比较,美国这家全球银行存在三大问题。第三,美国这家全球银行能否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已面临质疑。
货币国际化的指标只是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技术手段。这种困境不可能通过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实现规避。
中国对美元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人民币钉住美元以及对美元储备地位的维护上。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实现了对石油资源标而不钉,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标准,美元自身不受石油价值束缚,反而影响或左右石油价格。
依据相关理论和IMF的定义,均衡汇率应该是与国际收支或经常账户平衡相适应的汇率。受到特里芬悖论影响的人们经常存在的一个误解,就是货币的输出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实现。